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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逝世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上周辭世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jīng)濟學家。由于弗里德曼曾花費大量精力抨擊凱恩斯留下來的學說，人們自然會認為他們是相互對立的。的確，他們之間存在深刻的差別，但兩者的共同之處亦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都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今天的正統(tǒng)經(jīng)濟政策，是兩人學說的綜合體。 弗里德曼：政府才需要受約束 凱恩斯從“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由市場已宣告失�。桓ダ锏侣鼊t認定：失敗的是美聯(lián)儲(Federal Reserve)。凱恩斯相信像他自己那樣思想深邃的政府官員的判斷力；而弗里德曼認為，只有受到嚴格規(guī)范制約的政府才是“安全”的。凱恩斯認為，需要對資本主義加以束縛；而弗里德曼則認為，若放開手腳，資本主義將呈現(xiàn)恰當行為。 這些差異不言自明。但雙方的相似之處同樣明顯。兩人都是才華橫溢的記者、辯論家和自身觀點的倡導者。兩人都認為，從根本上講，大蕭條是一場總需求不足導致的危機；他們都撰文支持浮動匯率，支持名義(或法定)貨幣；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tài)重大斗爭中，兩人都站在自由的一邊。 悲觀的英國中上階層vs樂觀的美國新移民 若非英國和美國是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兩個國家，人們或許會用“自由主義者”(liberals)在18和19世紀的意思來稱呼他們兩人。但凱恩斯雖然從氣質上講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也是一個江河日下的國家里、中上階層的悲觀一員：他認為，要保留相當程度的自由，就要放棄19世紀正統(tǒng)理念的許多要素。而弗里德曼作為貧窮的猶太移民之子和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較為樂觀：他希望重振自由市場，并對政府進行限制。 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弗里德曼試圖推翻在他看來凱恩斯及其繼承者所犯下的錯誤：從當前收入進行消費的固定傾向推動總需求這一假設；認為財政政策是最有力的政策工具這一想法；相信名義需求的變化將導致實際產(chǎn)出的持續(xù)變化；對政府運用其判斷力抱有信心等。 弗里德曼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著作中，逐一挑戰(zhàn)了上述觀點。在1957年發(fā)表的一篇著名論文中，他辯稱，消費并非取決于當前收入，而是取決于永久或長期收入；在與安娜·斯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63年出版)、與大衛(wèi)·麥斯曼(David Meiselman)合作的大量實證研究論文中，弗里德曼試圖恢復貨幣數(shù)量理論：貨幣供應和名義需求之間存在穩(wěn)定的關聯(lián)；1968年，在他就任美國經(jīng)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時發(fā)表的著名演說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業(yè)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又稱“不致加速通脹的失業(yè)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這一概念，以取代用當時流行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來表示的通脹與產(chǎn)出之間的取舍關系。 弗里德曼的理論令人震驚 上世紀60年代，多數(shù)經(jīng)濟學家認為，弗里德曼對自由市場的信奉以及對凱恩斯理念的反對是邪惡、誤入歧途的，甚至兩者兼而有之。我在牛津大學時讀到他支持“自然失業(yè)率”觀點的論點，那時這一概念剛剛提出，我現(xiàn)在還記得當時受到的震動。70年代的大幅通貨膨脹——和平時期的空前水平——改變了輿論氣候(見圖表)。1971年固定匯率體系崩潰，并轉向浮動匯率體系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這一轉變發(fā)生在價格飆升之前。 在這個匯率或多或少地自由浮動，而通脹急劇上升的世界，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提供指引。當時人們寄希望于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以貨幣供應為指標。美聯(lián)儲前任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至1982年在美國嘗試了這種做法�，敻窭�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當政時的英國政府也于1979年至80年代中期，進行了此種嘗試。在這兩次嘗試中，通脹都被摧毀，但貨幣與名義需求之間的關系也隨之崩潰。凱恩斯理論的確已經(jīng)死亡。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主導地位也同樣逝去。 受規(guī)則約束的機斷決策機制 其后，一種新正統(tǒng)學說從廢墟中興起：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經(jīng)濟政策應瞄準一個名義變量目標，而非實際變量目標；目標應當是通脹這一目的，而非貨幣這一手段；為了實現(xiàn)目標，各國央行應根據(jù)需要自由地調控利率。這就成了一種受規(guī)則約束的機斷決策機制。弗里德曼贊成遵循規(guī)則；而凱恩斯贊成機斷決策。弗里德曼勝在將貨幣政策置于首位；而凱恩斯勝在拒絕接受數(shù)量理論。 但從最重要的意義上講，兩人都獲得了勝利。過去20年間，名義貨幣主導的世界做到了通脹水平適度，并為經(jīng)濟穩(wěn)定增長提供了支撐。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弗里德曼本人今年初曾表示：“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偉大成就在于，他證明了維持物價穩(wěn)定的可能性。”這是一位偉大的規(guī)則倡議者，對一位偉大的機斷決策運用者的贊譽。 以通脹為目標的獨立的央行和自由浮動的貨幣，是不是宏觀經(jīng)濟政策的“歷史終結”呢？我覺得不是。浮動匯率的反復無常，似乎在呼喚另一次貨幣一體化實驗，甚至嘗試一種全球化的貨幣。 科技進步甚至可能使貨幣變得多余，使其僅限于發(fā)揮記賬單位的作用。 政策辯論也將繼續(xù)。歐洲央行(ECB)或許終將說服它的同行，讓它們相信貨幣數(shù)據(jù)給人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同樣，各國央行或許也會認識到，它們忽視資產(chǎn)價格的行為存在風險。甚至可能還會再度出現(xiàn)對擴張型財政政策的需求，正如上世紀90年代日本通縮時期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 政府控制著資源 同樣不確定的還有市場經(jīng)濟的未來。兩人目前在這方面打成平手。凱恩斯可能會擔心，放開資本流動可能產(chǎn)生影響經(jīng)濟穩(wěn)定的后果。而弗里德曼則不得不承認，全面縮減政府角色，并不在議程上。市場的確已經(jīng)擺脫了20世紀中期的許多桎梏。但政府控制著資源，調控著經(jīng)濟，其程度在一個世紀前是無法想象的。全球化本身也可能失敗。 凱恩斯和弗里德曼是上世紀那場政策辯論的主角。但我們今天看到，他們都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 作者簡介：馬丁·沃爾夫 (Martin Wolf)是英國《金融時報》的資深編輯 (associate editor)和首席經(jīng)濟評論員。他對全球經(jīng)濟有著精辟的深刻分析，獲得了國際上各界廣泛普遍的承認贊賞。在 2003 年度“最佳商務記者獎”評獎中，他榮獲“十年杰出成就獎 ”。沃爾夫先生1971年畢業(yè)于牛津大學，獲經(jīng)濟學碩士。然后，他到世界銀行任職，并于1974年出任世行資深經(jīng)濟學家。1999年以來，他一直是每年一度的 “世界經(jīng)濟論壇 ”的特邀評委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