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卡视频在线A片性爱在线,久久情精品黄色无码一观看

士大夫的悲哀（一）　　中國的集權專制社會能夠維系兩千一百年之久，科舉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國人也許仍跪在達官貴人面前三拜九磕。在中世紀，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官吏的人事體制為中國所獨有，因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士大夫階層，即專門為做官而讀書考試的知識分子階層。　　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chǎn)物。事實上，士大夫即知識分子，在儒家學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長年代里，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tǒng)稱之為"讀書人"，當然讀的是儒書。在專制社會的中國，他們以作官為唯一職業(yè)，所以更精密地說，士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xiàn)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性擔任官員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又不是一個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qū)Ｖ改切┮宰龉贋槲ㄒ荒康闹R分子。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很難區(qū)分開來，因為那時讀書人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當官，只有極少例外。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當官沒有必然聯(lián)系，但只要有機會當官，很少有知識分子會放棄這個榮耀。因此中國知識分子與士大夫在血統(tǒng)上是一脈相承的，本文的主題"士大夫的悲哀"也可以說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中國的科舉制度�？婆e制度起源于隋王朝，到唐王朝才成為一種備受尊重的制度。最初目的是變革門第世家獨霸政府的不合理現(xiàn)象，通過公開競爭性考試向平民階層選拔新進官員，凡考試及格的知識分子，不問門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職。因此，科舉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對提高整個統(tǒng)治階級的整體素質(zhì)，擴大政府的統(tǒng)治基礎，促進社會公平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這個進步合理的制度，因為唐以后的政府給予了過高的重視，才日益變得不合理起來。宋王朝時，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在今天的讀書人看來簡止不可思議。當進士及第的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象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到了明王朝，科舉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非進士出身的人無論貢獻多大，都不能擔任宰相或部長級高級官員。不通過科舉考試知識分子就沒有任何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的學校不過培養(yǎng)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婆e考試的重視程度步入了一種畸形狀態(tài)，成為社會停滯不前的罪魁禍首。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紀蒙古帝國時中斷數(shù)十年），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才被廢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為儒家學派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婆e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權向下稍微作一隙的開放，使擁有相當資產(chǎn)的平民有機會借此一隙狹縫，爬到政權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來控制知識分子。這些被長久控制的知識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間形成一個新的統(tǒng)治貴族，使本來應該和平民結合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變?yōu)榫S護專制體制的力量。盡管科舉制度對中華文明有利有弊，但從總體上來看弊大于利。中國國力的衰弱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在發(fā)明科舉制度以前，中國一直很強大，中國人以飽滿旺盛的精力，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從未被外來的野蠻民族征服過，相反還不斷打敗北方那些強大的游牧民族，把他們的領土并入中國版圖，把他們的人民強制性地融入漢族這個大家庭。被中國擊敗在北方無法立足因而被迫西遷的北匈奴汗國，居然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巨大壓力，引起多米諾骨牌式的民族大遷徙，強大無比的西羅馬帝國在它的手中連吃敗仗并進而支離破碎，可見中國當時強大到何種地步。自從有了科舉制度，中國的國力日益衰弱，在對外戰(zhàn)爭中連吃敗仗，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且先后兩次整個國家被蠻族征服，全體國民淪為亡國奴。這就是科舉制度惹的禍。　　科舉考試和十九世紀后期西方文明國家興起的公務員考試不同。一是考試的內(nèi)容不同：科舉考試的內(nèi)容相當狹窄，只考儒家學派的九本儒書，考生答題不能有自己的觀點，而是代"圣賢"立言。公務員考試的內(nèi)容相當廣泛，不但考核與辦理公務有關的專門知識，而且還考核自然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等通才知識，公正地評判一個人的綜合素質(zhì)。考生答題要有自己的觀點，尤其重視考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試的目的不同：科舉考試的目的是做官；公務員考試是為國家選拔辦理公務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國，官僚是人上之人，擁有很多特權；公務員則是普通國民，沒有任何特權。　　西方的知識分子因為掌握了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緣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導力量，因此他們是所在國家的先進階級，是社會的進步勢力。中國專制社會的知識分子所學的知識則與自然社會科學無緣，他們的知識面極為狹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學的全部知識僅限于儒家學派呆板僵硬的教條，教材不是"四書"就是"五經(jīng)"，課程則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應付科舉考試。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學派的修士或傳教士，不是國家的先進階級和社會的進步力量。相反，因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也就不自覺地扮演了阻礙社會前進的角色。至于知識分子中的士大夫，因為沾染了中國官場特有的腐敗氣息，就更不可能成為進步力量了。在封建社會前期，儒家思想里面還有部分合理內(nèi)核，那時的知識分子因為識字較多見識較廣的緣故（普通百姓則目不識丁足不遠行），還可勉強躋身于社會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開始僵化，儒家學派中最為機械保守的宗派--理學道學成為帝王欽定的中國社會正統(tǒng)思想，本來就少得可憐的一點理性火花不再閃現(xiàn)，儒家思想也因此變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時宜，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也因此由社會的進步力量變?yōu)樽璧K社會前進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文字獄和八股文的出現(xiàn)，儒家思想蛻盡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條。知識分子殘存的一點靈性也被無情扼殺，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為社會最為可悲可哀的階層和社會前進的絆腳石。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識分子終于從"四書""五經(jīng)"中解脫出來，但儒家思想并沒有隨之退出歷史舞臺，它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在一定時期內(nèi)將長期存在，對知識分子的靈魂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識分子雖然不象明清時期的讀書人一樣皓首窮經(jīng)，作繭自縛，以做官為第一要務，但他們的脈管內(nèi)仍流著傳統(tǒng)儒家知識分子的血液，個性品格、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響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們眼前晃幾下，不為之心動的沒有幾個。　　我在文中一再地提到知識分子，似乎偏離了主題，其實是為了加深讀者的印象。今天的中國人對士大夫這個名詞不太熟悉，但對知識分子則耳熟能詳。前文已經(jīng)說過，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和士大夫同氣連枝，談知識分子也就是談士大夫。下面又開始言歸正題了。　　（二）　　在中華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著受壓制受迫害的角色，處境一直很被動；一旦與其它權力集團發(fā)生利害沖突，失敗的總是士大夫，明末"東林黨"的慘劇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識分子連最后的一點自尊也毀滅殆盡。士大夫的悲劇，當權者的責任不容推卸，他們認為讀書人不好糊弄，而統(tǒng)治者或多或少都有點愚民的傾向，因此他們在感情上排斥知識分子；除此之外，知識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貪圖安逸，不思進取，不尚冒險，對自己的生命過于珍視。　　冒險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最大財富，富于冒險的民族一定是開拓進取積極向上的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基督教世界接連出現(xiàn)了一連串功勛卓著的探險家，歌倫布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麥哲侖駕著帆船環(huán)球航行，證明地球是圓的，為西方世界掠奪東方土地財富開辟了道路。近代史早期的兩個殖民帝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奠基人達卡馬、柯爾蒂斯、阿爾馬格羅也全是冒險家�？聽柕偎拐鞣撕谖鞲绾椭忻赖貐^(qū)，阿爾馬格羅征服了幅員遼闊的印加帝國--除巴西外的整個南美州。更為神奇的是：柯爾蒂斯的軍隊只有四百人，阿爾馬格羅只帶了一百八十名非職業(yè)軍人，他們的對手是淹沒在萬山叢中神秘陌生的龐大帝國，沒有置生死于度外不干出驚天事業(yè)不回頭的冒險精神，就沒有人敢向前邁進一步。可見冒險精神對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至關重要。正是這些冒險家，使積弱不振的基督教國家加速度地富裕強大，從被動挨打被征服被奴役的惡夢中走出來，成為近代世界的主人。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最缺少的就是這種精神，在事關大局的場合總是把個人的安危進退擺在第一位，不切實際地期待天上掉餡餅，搏個沒有危險的功名。殊不知風險和機遇是一對孿生兄弟，世上根本沒有收益豐厚而又絕對安全的事業(yè)。中國歷代的開國皇帝，沒有一個是士大夫出身，接理他們最有條件統(tǒng)領群雄興幫開國，就是因為他們貪生怕死不敢邁出第一步。等到劉邦、趙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寶座時，他們又開始在心理上大大地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長眼睛。　　有一則歷史事件可以說明士大夫的患得患失心理：秦王朝末年，天下大亂，各地民眾紛紛武裝起來攻殺秦帝國的地方行政長官。蕭何是沛縣的一名文官，他策動民眾暴動，率領暴民攻入縣衙，殺掉了他的上司沛縣縣令，奪取了沛縣的統(tǒng)治權。武裝民眾一致推舉他當頭領，這本是一個特殊榮耀和出人頭地的巨大機會，可蕭何卻不領情，拒絕出頭領導他們，而是別有用心地推薦沛縣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頭目劉邦代替他的位置。因為他對起義能否成功沒有絕對的把握，如果起義失敗，他這個頭領將第一個掉腦袋，不如讓意識不到嚴重后果的大老粗劉邦來頂缸。沒想到劉邦的烏合之眾居然打敗了強大的秦王朝，劉邦坐上了帝王寶座，蕭何則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長，并為保住這個部長耗費了畢生的心血。蕭何的才能比劉邦高出十倍以上，比劉邦更適合皇帝的位子，如果他當初多一點冒險精神，這個帝王寶座就非他莫屬了。　　除了不尚冒險外，士大夫的懶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獨守寒窗苦讀圣賢書，既勤奮又能吃苦；一朝進士及第，當年的吃苦精神也隨之喪失殆盡，除了升官發(fā)財外，沒有人想到在學識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滿足于飽食終日，擁妻抱子，應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官位。部分知識分子功名還未到手就出奇地懶散，除了讀書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頹塌潦倒的落泊相。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連衣服也懶得洗，胡子也懶得刮，就更不用說洗澡擦身子了。如果不是那一身破舊的長衫標明他的知識分子身份，人們很容易把他和乞丐劃等號。今天的知識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繼承了這一劣根性，讀中學時廢寢忘食，幾乎沒有"頭懸梁、錐刺股"，千辛萬苦應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學，畢業(yè)后謀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萬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頭不寫一封信，不看一頁書，對抹牌賭博等不動腦筋的消閑到有很高的興頭。　　--舍本求末，不辯是非輕重，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過于認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yǎng)他堂兄的兒子趙曙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一０六三年，趙受益去世，趙曙即位，朝庭發(fā)生了我們現(xiàn)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關系社稷存亡的稱呼問題，即趙曙應該稱呼他生身老爹（趙允讓）什么？大臣歐陽修、韓琦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應該是天經(jīng)地義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jù)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生身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chǎn)物，在宗法制度下，趙曙是"小宗"入繼"大宗"，就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熱情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監(jiān)察部長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曙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咨議部長蔡伉進見趙曙時跪下來痛苦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另三位黨羽監(jiān)察部主任秘書呂誨和監(jiān)察部委員范純?nèi)省未蠓酪诧@得正氣凜然，請求把歐陽修、韓琦二人處斬以謝天下。當趙曙不接受他們的意見，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竟然群情激奮，威脅要集體辭職。　　象司馬光這樣的國家大臣，應該以國家大事為第一要務，當時宋帝國的大事很多，邊界兵連禍結，宋軍連吃敗仗，國家財政負擔日重，僅向外國繳納歲幣一項每年就達五十萬兩（遼帝國三十萬兩，西夏帝國二十萬兩）。廣大農(nóng)民在沉重捐稅和士大夫地主強烈兼并下紛紛破產(chǎn)，國家稅源日益枯竭。這些士大夫應該關心的問題，司馬光等人卻不以為意，巴不得把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遠越好。"濮儀"本是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應該過問的皇家私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下來的關系帝國存亡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被迫每年納貢還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沒有辯別輕重是非能力的特質(zhì)。　　注意這樣的一個事實：司馬光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中素質(zhì)還算最高的，他主編的四百萬字的巨著《資治通鑒》直到今天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見識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說了。　　類似的鬧劇在士大夫編年史上絕非偶然現(xiàn)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發(fā)生了著名的"大禮議"事件，它是宋王朝濮儀事件的翻版，但比濮儀事件更熱鬧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橫生的喜劇一樣讓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沒有兒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驄繼位。因為朱厚驄是以親王的身份入承大統(tǒng)，于是發(fā)生震動朝野的"大禮儀事件"。濮儀事件中的現(xiàn)任皇帝趙曙是死皇帝趙受益的侄兒，自幼就被趙受益抱到宮里當作兒子撫養(yǎng)。大禮儀事件的現(xiàn)任皇帝朱厚驄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兩人從未見過面。依人倫常理判斷，濮儀事件所發(fā)生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fā)生，但它還是不可抗拒地發(fā)生了。儒家系統(tǒng)的士大夫翻開古老的儒書，揀出一條荒唐的邏輯：認為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朱厚驄雖無法作朱厚照的兒子，但必須作朱厚照的父親朱佑樘的兒子，這樣大宗才算不絕。依此推斷，朱厚驄應該改變稱謂，稱伯父朱佑樘為父親，稱伯母朱佑樘的妻子為母親，而改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改稱自己的母親為叔母。　　這一次跟濮儀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體官員的見解完全一致，說明士大夫階層的整體素質(zhì)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進士，在教育部實習的年輕人張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長張瓚說，朱厚驄是繼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繼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繼帝統(tǒng)，不是入繼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兒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絕的話，不應該為朱佑樘立后，而應該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驄不應改變稱呼。但他的建議立即招徠以宰相楊廷和為首的全體官員的怒斥，并險些招來殺身之禍。朱厚驄當時只有十五歲，位子還沒坐穩(wěn)，只好向士大夫官員屈服。四年后，朱厚驄認為帝位已穩(wěn)，就正式下令恢復舊稱，伯父仍稱伯父，父親仍稱父親。士大夫官員大為震動，一個個如中風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這時宰相楊廷和已死，他的兒子楊慎繼承乃父的遺志，成為大禮義事件的領袖人物，他大聲疾呼說："國家養(yǎng)士一百五十年，仗義死節(jié)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號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于是包括各部部長在內(nèi)的全體高級官員數(shù)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齊集合在左順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稱號，然后放聲大哭。（一個大男人能夠當眾大聲哭號，真難為他們。）他們宣稱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倫常和國家命脈都已頻于毀滅前夕。雖然有宦官奉朱厚驄之命前來勸解，但他們誓言在朱厚驄不改稱父親為叔父、母親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　　朱厚驄下令逮捕哭聲最大的官員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錦衣衛(wèi)詔獄。第二天再補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當眾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沒有福氣承受這種"養(yǎng)士"的待遇，竟橫死在杖下。楊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貶竄蠻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驄為了修煉成仙，象被皇宮吞沒了一樣，不再出席早朝，不跟群臣見面，國家行政因此陷于癱瘓。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間總共只跟群臣見過四次面，平均每七年出席早朝一次。象這樣關系帝國命運的大事，士大夫更有理由跪在宮門外集體請愿，應該哭得更為響亮，但他們居然沒有去哭諫，甚至一個人也沒有。　　--心胸狹隘，自視過高，互不買帳，好口舌之爭，好拉幫結黨，講派性不講原則。　　中唐時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現(xiàn)了著名"朋黨之爭"。以李德裕為首的代表門弟世家出身官員的"李黨"和以牛僧儒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員的"牛黨"展開了不可調(diào)和的權力之爭。兩派互相攻訐，極盡傾扎陷害之能事，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為了黨派內(nèi)部的狹隘利益無視最基本的原則和是非標準。　　黨派之爭的特點是：一切以是否屬于本黨本派為唯一尺度，屬于本黨本派的縱壞也好，不屬于本黨本派的縱好也壞；黨派內(nèi)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錯誤也好商量，黨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誤也要上綱上線。至于善惡、是非、好壞、正邪、美丑等價值尺度都要從屬于黨派這個尺度，不能獨立作為評判某事某人的標準。　　牛黨全是進士及弟的知識分子，按理應該比靠祖宗福蔭不學無術的李黨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標準。如果不涉及到黨派他們確然有不少可取之處，如牛僧儒的節(jié)儉廉潔和自持自律在唐政府內(nèi)部堪稱典范；可一涉及到黨派之爭就立即喪失理性，其偏狹短視比李黨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打擊自己的政敵不擇手段，不惜踐踏國家利益，甚至不惜與比李黨邪惡百倍連牛黨也從心底蔑視的宦官結盟。事實上在黨派之爭中，只要能有效地打擊敵對的政黨，士大夫就是連毒蛇也愿意與之結盟，即使明知在打敗政敵之后自己也隨之被毒蛇吞食也在所不惜。　　八二九年，李德裕在一代名相裴度的推薦下入朝就任宰相；牛黨巨頭李宗閔借助宦官的力量也被任命為宰相。兩黨巨頭短兵相接，李宗閔因有宦官的支持顯然占有上風。只幾個月功夫，李德裕、裴度先后失去了宰相職位，牛僧儒回朝擔任宰相。李德裕被逐出長安，去兵連禍結的西川軍區(qū)擔任節(jié)度使。西川軍區(qū)是防御吐蕃王國的前沿陣地，而吐蕃王國又是一個強大可怕的對手。這個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練出來的強悍民族，一直對唐王朝保持連續(xù)不斷的進攻態(tài)勢。在唐王朝強盛時期，唐政府的遠征軍在亞洲大陸上所向無敵，可對西南邊境的這個小王國則占不到半點便宜，無奈之下只好采取傳統(tǒng)的"和親"戰(zhàn)略，把美麗的公主嫁給吐蕃國王以換取邊界的短期寧靜。安吏之亂后，唐政府在軍閥、宦官和朋黨的折騰下國力大大衰弱，對吐蕃王國完全失去控制。吐蕃王國在西南邊境發(fā)動一連串不停止的攻擊，不斷宰割唐王朝的肢體，掠奪土地人民，并在掠奪的土地上建立軍事重鎮(zhèn)，維州就是其中之一。唐政府不斷喪師失地，西南邊境全部殘破。把李德裕調(diào)往前線和吐蕃對壘，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線上，牛黨的這步棋可謂煞費苦心。　　李德裕擔任西川節(jié)度使期間，命運對唐王朝格外眷顧，吐蕃王國維州主將舉城歸降。這個失陷已久，百戰(zhàn)不克的軍事重鎮(zhèn)一旦物歸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將無不彈冠相慶，認為這是唐王朝中興的象征。李德裕興奮之余，立即擬具乘勢收復失土的反攻計劃。李宗閔、牛僧儒作為唐政府的官員，對維州的歸降應該是高興的；但他們擔心這個對唐政府有益的勝利對李德裕也一樣有益，李黨會因為這個勝利而增強實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顧國家興亡，指責李德裕擅開邊釁，說什么"中國跟吐蕃和解，唯'信'與'誠'而已，得到一個維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誠，就不能立國。"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責令李德裕退出維州，交回降將。吐蕃王國就在邊境上把降將和他們的家屬以及隨從千余人全部用酷刑處死，用以鎮(zhèn)壓內(nèi)部的叛變，和嘲弄中國官員的昏聵糊涂。吐蕃王國的軍民因此眾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處境進一步被動。　　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牛僧儒、李宗閔為了黨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實際行動來援助祖國的敵人，砍傷祖國的肢體，目的僅僅是為了在黨派斗爭中占據(jù)上風，真不知道他們當初讀的什么書，受的什么教育！　　宋王朝的知識分子喜歡拉幫結黨已是不爭的事實。舉世聞名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在新舊兩黨的斗爭中演進的。以王安石為首的支持變法的官員稱為"新黨"；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官員稱為"舊黨"。士大人站在舊黨的立場上，不僅反對變法，而且對新黨的所有動議（包括與舊黨思想體系合拍的動議）都瘋狂地反對。　　宋帝國有一個不成文法，皇家教師給皇帝上課時，一向是皇帝坐著聽，而教師站著講的。王安石建議：儒家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著講解才是。舊黨一向標榜為儒家思想的衛(wèi)道士，這個建議應該很合他們的胃口，但因為是新黨領袖王安石提出來的，他們就不分親紅糟白予以反擊剝斥。舊黨骨干呂誨在彈劾的奏章上說："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分。"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奸邪。　　至于著名的"韓琦七項奏折"，我在《痛心疾首說變法》一文中已經(jīng)提到過了。　　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于是內(nèi)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斗爭還要激烈。　　--思想保守，固執(zhí)己見，從骨子深處仇視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前文已經(jīng)說過，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學派的九本儒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強調(diào)祖宗的法度不可變。由這種思想武裝起來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執(zhí)，表現(xiàn)在學術上是機械地照搬儒書上的教條；表現(xiàn)在政治上是反對任何古代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xiàn)狀的措施。　　除了紀元前四世紀的公孫鞅在渭河流域策動的那場令處于草昧狀態(tài)的秦王國一朝而霸，天下重歸一統(tǒng)的商鞅變法外，中國的變法都是失敗的。尤其是中世紀的王安石變法和近代戊戌維新的失敗，令后世的中國人扼腕嘆息。只要這兩個變法中的一個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國將是無與倫比的世界強國。在國外，阻礙變法的往往是最高統(tǒng)治者，中國則不然，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往往是變法的支持者和領導者，如宋神宗趙頊和光緒皇帝就是這兩次變法運動的護法神。中國變法的失敗，既得利益階層是當仁不讓的罪魁禍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變法的對立面，他們本能地反對任何祖宗法典里沒有的新法。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以司馬光為領袖的"舊黨"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績"之一。司馬光是一位正統(tǒng)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趙頊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趙頊曾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著它第一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guī)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令紀元前二十四世紀的那些帝王，和他們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規(guī)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漢王朝皇帝劉徹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漢元帝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規(guī)章，絕不要有任何改變。"眾所周知，蘇東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屬同時代人，前期關系一直不錯，后期反目為仇則起因于蘇東坡對新法的排斥和抵制。蘇東坡是一個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為士大夫中的一員，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坏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貴一些，判斷力不受黨派的局限，能夠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場上看問題。他后來發(fā)現(xiàn)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處，所以在司馬光當權后下令撤消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募役法"時，蘇東坡再三力爭不可，司馬光因此怒不可遏。因為士大夫的頑固抵制，中世紀這場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半途而廢，北宋王朝也隨之壽終正寢，站在勝利一方的的士大夫這才發(fā)現(xiàn)他們勝利的果實是如此的苦澀--作亡國奴的滋味著實不是好味。　　十九世紀末期，除極少數(shù)士大夫隊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對維新運動的發(fā)起人康有為之流恨入骨髓，極力攛掇哪拉蘭兒把那場有望使中國脫穎而出的變法運動扼殺在血泊之中。中國也自此陷入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混戰(zhàn)。士大夫在亂世是最可憐的群體，他們懷抱的儒書在刀光劍影的戰(zhàn)場狗屁不值，別說作上等人發(fā)號施令，連混口飯吃都極為困難，甚至成為武夫為顯示優(yōu)越感而實施屠殺的最理想的對象�？蛇@又能怪誰呢？還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變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發(fā)動了震悍世界的變法運動，即著名的"明治維新"。這個比中國要落后幾個世紀的草昧小國變法成功，一躍而成為亞洲大陸的霸主。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沒有科舉制度和士大夫階層。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寬闊的，只要領導人決心改變航向，它就可以改變，不會遇到象中國領導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階層的整體對抗。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兩千年前的儒書，儒家學派強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質(zhì)，養(yǎng)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頑性格，八股文的機械訓練，更使士大夫腦瓜里殘存的想象力蕩然無存。士大夫習慣于不用自己的思想，對社會現(xiàn)象從不去作冷靜的思考，因此對任何社會變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熱地對抗，養(yǎng)成一種不切實際發(fā)高燒的毛病。日本知識分子也有這種毛病，但病情要輕得多，大多數(shù)能冷靜思考自己國家的缺點，虛懷若谷地接受能促使個人和家國富強進步的文化。所以日本變法能夠成功，日本能夠強大起來。　　也許有人要說，士大夫并非反對變法的階級，象兩次偉大變法運動的發(fā)起人王安石和康有為都屬于士大夫階層。這種說法未免有失偏頗，王安石、康有為雖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屬于儒家學派，但他們超越了他們的階級，解除了儒家加給他們的束縛，事實上他們已不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隊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盤散沙，沒有團結御侮的意識，好喧嘩取鬧，成則獨擅其功，敗則彼此推諉。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秀才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風險，尤其是拿生命做代價的風險。每逢反政府的起義舉事，秀才總是把個人的退路先找好，然后跟在大眾后面起哄，沒有勇氣站在隊伍前列抵擋刀槍劍戟，如此畏首畏尾的人難得有什么號召力。二是秀才心胸狹隘，不能容物，不能團結有共同志向的同盟軍。沒有群體的力量作后盾，一個人再聰明再有能力也孤掌難鳴，顧此失彼。三是秀才好喧嘩取鬧，喊得多動得少，大敵當前時總是用大言不慚的口號鼓動別人向前沖，自己則縮頭縮腦地站在隊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已方得勝則擠到前面自我表功，聲稱自己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一旦露出敗象就率先腳底抹油--走人，事后再把過錯推給別人，詭稱失敗的原因是某某人不按他的"計謀"行事。這里說的秀才就是指士大夫。　　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里的白衣秀士王倫就是秀才造反的一個典范代表。他被貪官逼得走途無路時，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沒有容納英雄豪杰的胸懷，對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認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絕接納。因此他的實力一直得不到壯大，只能東晃一槍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鬧，對官軍構不成實質(zhì)性的威脅，隨時都有被官軍和其他"山大王"吞沒的危險。末了一位能力高于他的部下林沖在忍無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開始興旺起來。　　蒙古帝國統(tǒng)治中國期間，元政府依職業(yè)性質(zhì)，把帝國人民劃分為十個等級。一向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士大夫被列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視的娼妓都不如，僅只稍稍勝過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對國家社會沒有任何價值。因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區(qū)，每一個人，包括婦女兒童，都要從事生產(chǎn)勞動，在他們知識領域內(nèi)，實在想不通世界上還有專門讀書和專門做官的這種行業(yè)�；谶@個成見，元政府取消了科舉制度，也不準蒙古人讀中國書，尤其不準讀儒書。　　科舉制度和儒書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沒有這兩樣東西，他們就失去了活命發(fā)跡的本錢，不但不能升官發(fā)財，連勉強活下去都很困難。無論是從民族尊嚴還是個人出路士大夫都應率先揭桿而起反抗蒙古統(tǒng)治者；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們沒有"犯上作亂"，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馴服的奴隸，連妻子女兒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氣吞聲，實在忍受不了時就在背地里小聲發(fā)上兩句連自己都聽不清的牢騷。蒙古帝國末期，漢民族向蒙古人發(fā)動了復仇式的攻擊，變民領袖都是平民，不是鹽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沒有一個是士大夫，說明士大夫愛國的言論多于愛國的行動，即令有行動，也沒有影響力。　　士大夫不團結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識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際關系都相當緊張。在一個沒有胸懷，沒有包容性，沒有全局觀念，互不買帳，好口舌之爭，自認為老子最聰明最清醒的群體里，人與人之間要能相處得好才是怪事，結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窮經(jīng)，變節(jié)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價值觀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吳敬梓寫了一部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力作《儒林外史》，對士大夫階級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畫像。吳敬梓筆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為了科舉考試死啃儒書，一頭埋在故紙堆里不問世事，甚至于連妻子兒女也不聞不問。只要沒有考中舉人進士，就是胡子拖到膝蓋也抱著儒書伊呀呤哦。除了四書五經(jīng)和八股文外，他們什么也不干，養(yǎng)家糊口好象與他們無干，不惜讓柔弱的妻子去操勞只有男人才能勝任的體力活。由于一門心思應付科舉的緣故，他們的人格或多或少有點變態(tài)，對親屬的感情極為淡漠，連兒子餓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書。一朝科考得中，長期被壓抑的人性如山洪潰堤，以至丑態(tài)百出，做出許多荒唐可笑的鬧劇。如窮秀才范進直到五十多歲才中了舉人，接到喜報時竟歡喜得發(fā)了瘋，披頭散發(fā)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象范進這樣的儒生在當時的社會遠不止他一人�！度辶滞馐贰冯m是一部小說，虛構的情節(jié)在所難免，但卻是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真實寫照。　　士大夫傾畢生精力應付科舉考試，終極目的是為了當官，官帽子才是他們?nèi)可窠?jīng)的敏感區(qū)域。為了當官升官，他們可以把儒家學派的全部道德信條拋到一邊，干出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賣友求榮的勾當。什么"溫、良、恭、謙、讓"，什么"禮、義、廉、恥、信"，如果不能有助于升官晉級就去他媽的，所有的價值標準都得圍繞著官帽子打轉(zhuǎn)。前些時我無意看到一篇小說，寫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公務員為了升官，竟別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墳，得到兩件明清時期的仿古花瓶，然后連夜抱著這兩個花瓶去行賄愛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說明今天的知識分子血液中仍遺留著傳統(tǒng)士大夫的余毒，對國家民族的振興有著極大的負面影響�？赐赀@篇小說后，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苦難的民族，你身上的包袱竟如此地沉重，可本世紀你得輕裝上陣啊！　　"官本位"價值觀是中華文明最丑陋的部分。官本位價值觀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結果，因為他們的全部工作就是讀書做官，讀書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沒有做官的讀書在士大夫眼中只有傻子才干。正因為士大夫是專門做官的階級，他們就把官職的高低作為衡量一切社會價值的尺度。官大的才高德高，官小的才小德少，無官的則無才無德。商人掙的錢再多，如果不能買頂官帽子，你的身份仍是一個平民，一個輸?shù)镁獾男」倭乓部稍谀忝媲邦U指氣使。你在科學上作出了重大的發(fā)明，哪怕國家的富強全仰仗你的發(fā)明，但如果政府不給你一頂象樣的官帽子，人們照樣不把你當回事。你貪污受賄弄得民怨沸騰，但如果你把搜括所得來賄賂上司并因此升官，昨天罵你的人照樣說你有板眼；你一肩明月兩袖清風，上司因從你身上得不到好處而罷你的官，昨天稱道你的人一轉(zhuǎn)眼就會說你沒用。結果魚肉百姓禍國秧民的小人眾星捧月；為民請命憂國憂民的君子折戟沉沙。在士大夫還沒有成氣候的春秋時期，屈原愛國遭貶，悲憤之余抱石沉江，當?shù)匕傩者€爭先恐后劃著龍舟去救他；這樣的場面在宋王朝以后不可能再出現(xiàn)了，除了至愛親朋外，誰會去救一個丟官自殺的人呢。　　中國的"官本位"價值觀還表現(xiàn)在對人的稱呼上。在西方，人們對總統(tǒng)照樣直呼其名，大不了在姓氏后面冠以標明姓別的"先生""女士"二字。如果你稱布什先生為"布什總統(tǒng)"，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可能感受到揶瑜。在中國就不同了，一個人無論當了多么小的官，你都得用職位來稱呼他，直呼其名則是最大的不禮貌。即使是你朝夕相處的同學蜜友，直呼其名也只能在對方?jīng)]當官之時。一旦有一方當了官，哪怕只是"股長"級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你的稱呼馬上得改口，如果你怕對方尷尬而直呼其名，你們的關系就要從此大打折扣。這點在知識分子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當了官的若是你的戰(zhàn)友工友，你直呼其名也許不會出問題；但當了官的若是你的知識分子朋友，你直呼其名肯定要出問題。　�。ㄈ� 　　士大夫在紀元前一世紀的西漢王朝開始出現(xiàn)在政壇，那時朝庭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輪，仿效戰(zhàn)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tǒng)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到了東漢時期，朝庭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tǒng)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shù)更形增加，并終于凝聚成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終成為控制政府的勢力，則在唐王朝科舉制度確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壇全靠貴族的恩賜，如果貴族不推薦，他們就是再有學問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qū)︐F族多少有點感恩戴德，施政時不可能不看恩主（貴族）的臉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獨立于貴族之外的政治勢力，不可能不受貴族的影響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婆e制度確立之后，士大夫通過公平竟爭性考試謀得官職，自認為他們的官職是靠自己的學問掙來的，不是貴族恩賜的，因此也不用對貴族報知遇之恩；相反還認為貴族的顯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蔭或裙帶關系，貴族自己則是不學無術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樣有真才實學，于是很有點從心底瞧不起。這樣，他們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貴族的臉色，還故意和貴族抗衡對著干，中唐時期的"朋黨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宋王朝雖然積弱不振，但卻是士大夫的樂園。宋王朝社會異于唐王朝社會的是，門弟世家消滅。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國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qū)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弟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chǎn)，尊貴的門弟已失去有效的保護。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chǎn)足夠的糧食以供養(yǎng)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王朝對封爵貴族也同樣嚴格防范，親王、附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tǒng)治階層全由士大夫充當。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權，而且掌握了全部的軍權，因為趙姓皇帝為了防止"陳橋式兵變"，剝奪了武將的軍權，改由文官統(tǒng)率軍隊。宋王朝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宰相部長級高級官員，你的出身再高貴，哪怕是皇親國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領導。于是士大夫?qū)φ薪^對的控制權，在社會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魚得水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言論自由的王朝（這種自由僅限于官僚），士大夫?qū)λ难哉撍摰呢熑魏茌p。朝庭允許任何高級官員隨時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提出批評抨擊，這對于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士大夫確然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弄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應利用這種寬松環(huán)境來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和人權法案，但他們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們的靈性。他們不但沒有利用這個有利制度來促使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相反隨時隨地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fā)表反對的言論，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的爭論。　　元帝國是士大夫的墳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舉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機會，在帝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從最尊貴的階層一下子跌入到社會的最底層，連他們一向瞧不起的販夫走卒都可在他們面前表現(xiàn)優(yōu)越感。因為這些人的社會地位比他們高。在蒙古政府為帝國人民劃分的社會等級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連娼妓也比他們高一個等級。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夠創(chuàng)造財富，是自食其力的勞動階級；而士大夫則是全靠他人養(yǎng)活的徹頭徹尾的寄生蟲，這對于在荒涼苦寒的沙漠地帶成長起來的以勞動為美德的強悍民族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尤其讓蒙古人瞧不起的是：這個自以為高貴尊嚴的群體在淫威暴力的壓制下居然能夠出奇地忍辱負重，誰也沒有拿起武器造反，向執(zhí)政府討回尊嚴，這樣的群體真是一個理想的奴役對象，不去虐待他們那才叫天理不容。無獨有偶，二十世紀中期，知識分子也被劃分為第九種人，還在前面加了一個"臭"字，簡稱為"臭老九"。臭老九不但不能當官，還被大批趕進牛棚，白天從事養(yǎng)豬掏糞等他們一向所不恥的最低賤的體力勞動，晚上則被他們一向羞于與之為伍的"泥腿子"批斗（從精神上百般凌辱）。值得一提的是：臭老九最大的反抗行動是自殺。　　明清時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沒有尊嚴，而失去尊嚴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但士大夫并不在乎這些，只要能給他官做，人性的尊嚴可以暫時擱置一邊，為了尊嚴而失去官位在他們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為了升官晉爵，竟然挖空心思給皇帝配春藥和爭先恐后向宦官諂媚。在清帝國各級政府，漢人官員（士大夫）見了滿人官員都要下跪。會議的時候，滿人官員昂然上座，漢人官員長跪在他們的身邊，滿洲人不開恩叫他們起來，士大夫不敢起來。有時滿洲人談的高興，忘記開恩，年老的士大夫跪的太久，竟然仆倒在地。但士大夫只要能夠當官如故，跪著辦公并不認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沒有尊嚴，還沒有任何自由，言論和行動自由都沒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連不當官的權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會尊敬的"隱士"與大奸大惡的罪犯一樣被處極刑。如果你想辭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這事），李仕魯則是典范，他在金鑾殿上表示堅決辭職，朱元璋認為看不起他這個皇帝，看不起皇帝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條，并且是很悲慘地死去。　　本文的標題是《士大夫的悲哀》，但主題則是"知識分子的悲哀"。文章最初就是定的這個標題，但因害怕招來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普遍敵視，才改為現(xiàn)在的標題。讀者可以看到，我在文中一直努力回避"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但仍不可避免地經(jīng)常提到它。好在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是一個近義詞，我的初衷讀者應該體會得到。我在論述知識分子的悲哀時，并不是從整體上否認知識分子群體，也不承認其它的社會群體都比知識分子優(yōu)越，就象《丑陋的美國人》這本書并不說明美國是世界上最差的國家一樣。我在文中只論述知識分子的劣根性，不能因此斷定知識分子身上就沒有可取的優(yōu)勢。事實上知識分子的優(yōu)勢是顯而易見的：如有學問，自制力強，有較高的道德情操，有責任感和使命感，頭腦較為清醒，不容易被愚弄等等。這些不是本文論述的范圍，本文的初衷是忠實地暴露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使知識分子能夠勇敢地面對自己的弱點，并進而戰(zhàn)勝這些弱點，使自己的能力和德行有更高的超越，真正成為社會最優(yōu)秀的階級。知識分子只有從改正自己的不足著手，才能使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盡管我在文中專門說知識分子的"不是"，但我在情感上是偏愛知識分子的，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知識分子，上述的弱點劣性我或多或少也沾染一些。我寫此文的用心和《丑陋的美國人》的作者一樣，他想使美國更強大我想使知識分子更優(yōu)秀，并因此更受全社會的尊重。　　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diào)一下：文中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并不包括知識青年（太學生或大學生）。知識青年無疑是中國社會最有良知也最為進步的階級。在國難當頭的時刻，知識青年不止一次率先站起來掀起偉大的救亡運動，用自己的胸膛去迎擊侵略者和反動政府舉起的血淋淋的刀劍，為有著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普寫出最悲壯最雄渾的最強音。但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知識青年一旦走向社會成為知識分子，就很難抗拒士大夫的"同化"，他們高貴的靈魂不久就會沾上污點。　　在本文將要結束之際，我把今天知識分子的弱點概括如下，便于讀者與士大夫的劣根性進行比較，并因此發(fā)現(xiàn)士大夫文化對中華文明的深遠影響。　　"自視過高，互不買帳，好口舌之爭，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爭個是非曲直。　　過分以自我為中心，不愿正視他人的優(yōu)勢和長處；辦事分不清主次，總喜歡在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上自我表現(xiàn)。　　沒有全局觀念，不善在協(xié)同事業(yè)中作出必要的讓步；在寬松的環(huán)境中過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壓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負重。　　對自己的不幸記憶深刻，對人類的痛苦則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動，臺下勇士臺上懦夫。　　對個人的安危進退過于在乎，缺乏為共同事業(yè)所必需的犧牲精神，結果付出的代價更大。　　思想固執(zhí)，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對他人求全責備，對自己遍設臺階，很少在口頭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為懶散，作風疲沓，缺乏進取精神；自以為掌握知識就可坐享其成，絲毫意識不到知識與貢獻是絕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報酬只能以貢獻來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