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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女性和美國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性別，須從不同社會背景中考量。我們的母親一輩，“文革”中成長的一代，曾被教育“不愛紅妝愛武裝”，以不修邊幅、大大咧咧、為革命獻身的“鐵姑娘”類型為美，視敏感微妙的女性特征為“資產階級嬌小姐作派”。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在修正角色過程中掙扎，一面留戀林黛玉或瓊瑤小說女主角類型的東方式柔美纖弱多愁善感，一面為解禁不久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電影電視作品中渲染（更多時脫離西方現(xiàn)實生活）的獨立自在甚至放蕩不羈的女性心向往之。以“身體寫作”的“美女作家”紛紛涌現(xiàn)。而此現(xiàn)象回流到美國，倒引起不小的好奇。衛(wèi)慧小說《上海寶貝》英文版在美國的一度熱銷及“木子美”現(xiàn)象的一度被美國媒體討論，作為“中國女子西化”的部分例證。而1980年代出生的中國女孩，物質豐裕，眼界開闊，無論穿戴喜好，還是思維模式，迅速與國際接軌——美國人所謂“me generation”，極力張揚自我的一代。如此說來，比她們的姐姐輩瀟灑許多。如是她們有時被批評為太過張揚恣肆，不懂得尊老愛幼，缺乏責任心和集體意識，物欲濃重，道德觀松懈……等等。估計白發(fā)蒼蒼的長輩們只能如魯迅小說中的九斤老太，搖頭撇嘴道：“一代不如一代……” 美國女性大量離開家庭進入工作角色，始于“二戰(zhàn)”期間，美國本土男丁減少，女性迅速擔負社會責任，甚至進入從前被男性壟斷的行業(yè)，如卡車司機，制造業(yè)，等等。1950年代，男人們自戰(zhàn)場歸來后，相當部分女性退回家庭，重作全職主婦。1960和1970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使得女性自省意識和投入社會活動能力大大增強。各類為男女平等而疾呼抗爭的女性組織也如雨后春筍，繁衍不息。女權運動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年輕時曾積極參與美國民權運動的“baby boomer”一代，仍有相當部分將女兒教育成頗有自由主義精神的新一代“嬉皮”。相對而言，美國的東海岸（紐約及附近地區(qū)）、西海岸（加州及附近區(qū)域）和大城市為自由主義者樂土，年輕女性也更開明自由；廣大的中部地區(qū)則相對傳統(tǒng)保守，女性婚齡較早，對家庭觀念比較看重。野心較大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部小鎮(zhèn)女子也多投身沿海大城市一展身手，與我們國內的潮流頗為相似。我認識的美國女生Ursula，曾在中部的明尼蘇達有穩(wěn)定的工作和寬敞的房子，后與男友一同來加州硅谷闖蕩。男友迅速在“Google”找到工作，Ursula尋找工作之途略坎坷，但終究安頓下來，暫時賃屋而居——加州硅谷地區(qū)房價昂貴，相似狀況房屋，價格為中部地區(qū)四倍還多，而工資差距并非如此顯著。 關于中、美女性的一般差異，我與美國記者潘文（John Pomfret，“Chinese Lessons/中國教訓”一書作者，“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部總編、洛杉磯分部總編）有過簡略探討。他認為中國女性在亞洲地區(qū)算是最“解放”的，中國女人的性格似乎更適合改革開放。尤其在商界，只要有能力，成功的機率不會比男性少（甚至更多）。故有人說中國在經歷一種“陰盛陽衰”時期。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女性在某些領域的個人能力與社會地位與美國女性旗鼓相當。 潘文也觀察到中國男性擇偶時不愿面對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如今國內流行各種歧視此類女性的說法：“第三類人”，“博士姐”，“滅絕師太”、“東方不敗”……一個潛意識里依然認為女性應該溫良馴順相夫教子的社會，才會對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有如此多敵視和譏諷，媒體才會將此作為值得注意、引人擔憂的社會問題拿出來討論、炒作，雪上加霜。從另一側面講，如今的中國社會看重名頭重于實質，于是時常有人動輒拿出華而不實的“博士生導師”、“特殊津貼教授”之類嘩眾取寵、招搖撞騙。 而據(jù)我觀察，美國社會中對此類女性問題不那么敏感。我在愛荷華大學讀書時，知道系里教電影理論的女教授與一個學導演的男研究生談戀愛，后來還修成正果。也是后來才知道，女教授是離過婚的。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愛情與婚姻中最重要的還是性情投合，至于妻子是否比丈夫成功，并不重要。人們對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表示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也不會大驚小怪，或怪腔怪調。但一定程度的歧視依然存在：“如果你受過大學教育，有事業(yè)心，想有所成就……世界上一半男人不再對你有興趣了”，一位耶魯大學畢業(yè)生說。部分由于女性獨立意識提高，美國離婚率和單身女性比例都在升高。據(jù)調查，1960年，美國男性平均結婚年齡為22.8歲，女性20.3；30年后，男性26.1歲，女性23.9。1960年，只有28%從20到24歲之間女性單身；1985年，此比例達到58%。部分因為自1970年代起未婚同居的情侶數(shù)量劇增，1980年代增長到80%。1950年代，離婚率略有下降，自1960至1980年代之間成倍增長。1980年代，幾乎1/2的初次婚姻以離婚告終。1990年的離婚率則是1970年的三倍。很多大齡女性獨身到老。在美國的大學里有為數(shù)不少的獨身女教授，有些性格傾向于古怪挑剔。但美國人習慣于尊重別人的個人隱私和生活選擇，極少私下里取笑議論。 對于中、美年輕女性的愛情觀和價值觀，另一巨大差異大約在于對待年齡差異和物質基礎的態(tài)度。據(jù)我耳聞目睹的國內狀況，很多年輕女子對感情看得淡，而物質上要求極高。比如某女生的結婚條件是對方必須有現(xiàn)房現(xiàn)車之類，對方人品如何倒不甚重要了——似乎是嫁給一堆光鮮的物質（可供炫耀享受）而非鮮活的個人。道德感、責任心和家庭觀念也逐漸淡薄，“刺激”變得更有吸引力。很多女性安心于享用“被物化”帶來的實際利益。不少年輕女子與掌控金錢或權勢的中老年人（絕大多數(shù)已婚）廝混，忸怩作態(tài)美艷動人，以青春為投資換取利潤。若說依附男人、“不勞而獲”，倒也不見得準確，期間有心人投入的心血、精力和手腕，也是保障高回報的必要條件。只是美國此類現(xiàn)象非常罕見，多數(shù)美國女人將心血、精力和手腕投向別處，比如工作，家庭，學術研究。美國女性擇偶時更看重年貌相當，個性相投，共享年輕生活。于是，美國中、老年男性一般得不到美國年輕女子的垂青，不少將目光投向小巧的亞洲女子。而有些中國女子將這些可憐的老人當作跳板，如吳文光紀錄片《流浪北京》中那位“北漂”女子，先是找了個“我爺爺”來到美國，隨后離婚，再釣金龜婿。精明的鄧文迪初來美國時，也利用過這類可憐的老人家。 對于那些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勤勞工作的女性，與男性“同工同酬”一直是個神話而已。盡管美國法律鼓勵公司雇傭少數(shù)族裔和女性員工，如此公司可享受一定數(shù)額的減免稅等優(yōu)惠政策；而大學和研究機構里的理工科，更被鼓勵要雇用女性教授，若你是學理論物理或計算數(shù)學的黑人或亞裔女性，一定會倍受青睞。但長期來看，以商界為例，即使同樣職位，女性平均工資低于男性。1980年代的美國，同等工作的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70%。我的朋友Ursula找工作時也抱怨過公司給她開價總比男性要低。另一位拿到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的女性朋友去“Google”工作，工資也比類似資歷的男性員工低。究其原因，其一是女性還不夠咄咄逼人，不像男性那樣主動要求加薪；其二，女性沒有如男性那樣大量加入工會組織，通過談判、罷工等保障自己權益；其三，很多已婚尤其有孩子的女性為了兼顧工作和家庭，無法做全職工作，只能做時間靈活的兼職工作，方便照顧家庭生活，但“兼職”員工無異于“二等員工”，不但按小時計算工資收入很低，雇主也不提供健康保險和養(yǎng)老福利。在“Google”公司提供免費餐飯的食堂里，不時可見不同顏色的工作卡，原來有一類是不享受正式員工待遇的“合同工”，毫無疑問，女性居多——也算變相歧視了。女性若要進入管理層，則要付出更高代價——近年來，男員工的年工作小時增長98，而女員工增長了305。有家室的女性一旦進入競爭激烈的行業(yè)，只能在工作需要與私人生活間痛苦掙扎。 美國女性走出家門、投入工作的數(shù)量逐年遞增，與女權主義者的奔走呼號密不可分，也與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負擔愈發(fā)沉重有關。在加州硅谷，100多萬美元房子的分期貸款無法靠丈夫一人十萬年薪償付，要雙重收入才有保障。但女權主義者仍不時被媒體丑化和妖魔化，電影、媒體、工業(yè)、政府，右翼勢力，都在破壞女權主義者行動。去年的影片“BORAT”就是一例，找?guī)讉�男性化的女權主義者訪談，以各種不敬話語激怒她們。在美國也有保守女性反對女權主義者，認為她們攻擊傳統(tǒng)價值觀，影響女性對家庭應負的責任，如此“男人不再負有賺錢養(yǎng)家的全部責任，強迫女性出去工作，使得保持家庭完整性的紐帶松懈”。反對聲音以美國保守的南部為主（南部有臭名昭著的漫長保守歷史，最嚴重的種族隔離、三K黨、濫用私刑等都出自那里）。女性到底作為獨立完整的個體還是家庭成員而存在？保守的里根、（老、�。┎际驳墓埠忘h政府強調“家庭價值”，鼓勵賢妻良母，小布什夫人勞拉就是一例；開明的民主黨前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的夫人希拉里則是另一端�？肆诸D初次競選總統(tǒng)時定位自己為“勞動女性的外孫，單身母親的兒子，工作妻子的丈夫”，并主張“增進女性權益并不意味著貶損男性”，他由此贏得41%白人女性選票（37%白人男性），86%黑人女性選票（77%黑人男性）；他入主白宮后女性國會議員也成倍增加。 1970年代以后，年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yè)女性，這“后女權主義者”一代，不再認同1960年代女權主義者的激烈言論，享受她們創(chuàng)造的寬松社會環(huán)境，爭取男女平等成為女性的自覺意識、個體戰(zhàn)爭而非有組織的行為。美國女性進入一些從前被男性壟斷的行業(yè)，如會計和房地產經紀，以及公共汽車司機和酒吧招待。1991年，60%有6歲以下孩子的母親在工作，而1960年只有20%。而美國隔代間家庭相處方式與緊密的中國模式不同。子女18歲以后獨立出門，不再依賴父母；父母年老有養(yǎng)老金或住老人院，不須子女贍養(yǎng)，也無幫子女看護孩子的義務。有孩子的職業(yè)婦女只能將孩子送往付費托兒所或請保姆，美國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中為數(shù)不多的不資助托兒所和唯一無法定產假的國家。老布什政府擔心雇主不滿，甚至不批準家庭假期。1993年，克林頓批準家庭休假法案，員工可有12周無工資、有健康保險的假期，如懷孕、病假或照顧家人。你在邁克爾·摩爾的新紀錄片中“Sicko”中可以看到，法國政府對百姓體貼得多，提供保姆幫助年輕母親看護孩子，甚至洗衣做飯。 職業(yè)女性不但要在家庭與工作間疲于奔命，有時還會收到辦公室上司性騷擾的威脅——一種變相的性別歧視。在美國，性騷擾為嚴重行為，一經證實，騷擾方一定身敗名裂（不幸克林頓就是范例）。騷擾方在不平等條件下濫用職權，降低女性在工作環(huán)境的價值，控制或威脅受害者。但有時，也有女性利用此點。在美國的大學，曾出現(xiàn)中國女留學生誣告男教授的情況。無辜的男教授遭到調查，從此膽戰(zhàn)心驚，躲遠所有女學生。 此類性別歧視發(fā)生在家庭內部，便是家庭暴力。美國有嚴格法令懲罰家庭暴力，保護女性。從前曾目擊兩起案例，皆認識的華人鄰居。夫妻吵架，丈夫動手，妻子打電話報警，警察聞訊而來，將丈夫帶走，審訊，送入監(jiān)獄，并要求學校開除該男生，情節(jié)嚴重的還要被遞解出境。后來有一位妻子后悔惹此麻煩，四處找同學簽名作證，以圖推翻自己對丈夫不利的證詞。 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的“軟性性別暴力”，是繁盛的色情行業(yè)。女權主義者Robin Morgan認為：“色情作品是理論，強奸是實踐”。美國有歷史悠久的“花花公子”、“閣樓”、“Hustler”等色情雜志；舊金山和拉斯維加斯有脫衣舞秀；內華達州有合法妓院；紐約和洛杉磯街頭有賣笑女郎（好萊塢電影《漂亮女人》就是關于一個‘上等’男人如何將一個賣笑女郎馴化為有‘羞恥心’和責任感的傳統(tǒng)女性）；洛杉磯附近有一山谷出產利潤頗豐的色情電影，有非常敬業(yè)的演員，他們也搞行業(yè)內部類似“奧斯卡”的評獎。女色被觀看、消費和研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影系教授琳達·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分析色情電影的學術書幾乎成為暢銷書，她開的電影課也總是擠滿好奇的本科生。女權主義者內部產生分化，有人反對，認為色情行業(yè)物化女性為消費品；有人則認為女性有自由表達性愛的權利，并非單純的受害者。2006年，英國有位應召女郎寫的關于自己從業(yè)經驗的博客讀者甚重，她便整理成書，名為《白晝美人——一位應召女郎的日記》（電影導演布努埃爾若地下有知，不知是哭是笑）。她受過良好教育，懂多門語言，文字俏皮生動，到底是學文學出身。至于激起怎樣的熱烈討論，我倒沒有關注了。 美國的大學里，“女性研究”是重要學科門類；公共圖書館里也分門別類設有滿架研究女性的學術和或半學術的或通俗的書，在提醒女性：提高你的聲音，維護你的權利。我也想起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時，一位攝影系同學幫電視臺做的公益廣告，古雅的花瓶，美艷的旗袍，慵懶的美女。字幕為：“新時代，新女性，自尊，自立，自強”。我們?yōu)榇讼嗷ト⌒α撕芫�，但也因此，竟記住了這幾句老套的廣告詞。